为尊者讳

上一集我们谈到，经书代表的是统治者的价值观，当历史与价值发生冲突时，经学家们总是自觉地牺牲历史的真实性，以成全价值的正当性。对此，今天的人们或许会愤愤不平，觉得是权力干预历史。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中国古代数千年来的传统，自孔子作《春秋》时就是这样。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说：“不行呀，不行呀！君子所担心的，就是死后不能将好名声流传后世。我的理想是无法实践了，我又拿什么扬名后世呢？”于是就根据史料的记载编写了《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后共计十二个国君的历史。《春秋》是以鲁为主，以周为宗主，以商为参考，汇通三代的道统，其文辞简练而义旨博大。

因此，吴国和楚国的君主自称为王，史书上也都称他们为王，如吴王寿梦、吴王诸樊、吴王阖庐、吴王夫差，以及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平王等。可《春秋》在称他们时，都贬斥为“子”，不承认他们是什么“王”。

践土之会的实际情况，是晋文公在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后召集诸侯前来会盟，同时还召来了周襄王。显然，晋文公此举是对周襄王的大不敬，而周襄王居然应召前往，是非常耻辱的。《春秋》为周襄王避讳，就将此事说成是“周天子狩猎于河阳”。狩，本义是指冬季打猎，后引申为天子巡视诸侯疆域。按照《春秋》的写法，就成了周襄王主动出巡至河阳，接受诸侯们的朝见，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孔子就是通过这类写法，来作为评判当时社会是非的准绳，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按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这种春秋笔法的贬损深义，为后世王者采用而推广。随着春秋大义的推行，就能使天下的乱臣贼子感到恐惧。

【经】冬，齐仲孙来。

【传】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

——《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

《春秋》在鲁闵公元年（前661年），记载了一件事：“冬，齐仲孙来。”对此，《公羊传》是这样解释的：

问：齐仲孙是谁呢？

答：是鲁国公子庆父。

问：既然是鲁国公子庆父，为什么要称为“齐仲孙”呢？

答：就是想要将他系属于齐国。

问：为什么要将他系属于齐国呢？

答：就是要将他排除在外。

问：为什么要将他排除在外呢？

答：是因为《春秋》为尊者避讳，为亲者避讳，为贤者避讳。

子女子说:“孔子以列国春秋为基础而作《春秋》，其中齐国是没有仲孙氏的，这大概是指我国的仲孙氏吧？”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鲁桓公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同、庆父、叔牙、季友。桓公死后，嫡长子同继承了君位，是为鲁庄公。其余三子就是后来的孟孙氏（又称“仲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大家族的始祖，因其皆出自桓公之后，所以又被称为“三桓”。其中，庄公和季友是同母所生，庆父和叔牙是另一母亲所生。

庄公的嫡妻名哀姜，没有为庄公生下嫡子，却又与庆父私通，这就使得庄公晚年的继承人问题变得错综复杂。庄公病重时曾问叔牙谁能继承君位，叔牙道：“庆父很有才能。”又问季友，季友道：“臣以死侍奉公子般。”公子般，是庄公与姬妾孟任所生的庶子。庄公道：“刚才叔牙说庆父很有才能。”于是，季友以庄公的名义逼叔牙饮下毒酒。

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八月，庄公去世，公子般被立为国君。庆父心怀不满，十月，派人刺杀了公子般，季友则逃到陈国。庆父立哀姜的陪嫁媵妾叔姜与庄公所生之子启为君，是为鲁闵公。闵公尚在幼龄，故朝政大权为庆父所独揽。

鲁闵公元年（前661年），八月，鲁闵公派人迎回季友。

鲁闵公二年（前660年），八月，庆父派人杀死闵公而欲自立，季友带着庄公与成风所生之子申逃到邾国。之后发文声讨庆父，号召国人杀死庆父，拥立公子申。国人响应，庆父畏惧，逃亡莒国。于是，季友与公子申返回鲁国，立公子申为君，是为鲁僖公。

由此可见，庆父是鲁国的乱臣贼子。当其于闵公元年由齐国返回鲁国时，如果《春秋》秉笔直书“公子庆父来”，这对于鲁国公室无疑是巨大的羞辱。所以，孔子在作《春秋》时，故意称庆父为“齐仲孙”，将其视为齐国人，这就将鲁国公室的丑事给避讳了。对此，《公羊传》提出了孔子作《春秋》的三条原则，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在这个案例中，尊者是指鲁闵公，他身为鲁国新任国君，居然任由庆父这个犯下弑君之罪的乱臣贼子大摇大摆地返回鲁国，这显然是不光彩的。只有将庆父打成齐国人，才能避讳掉闵公作为鲁国国君的不光彩。

亲者指的是季友，他身为鲁国宗室，庄公和庆父的兄弟，却未能阻止庆父在庄公死后持续乱政弑君，这显然是不光彩的。只有将庆父开除出鲁国公室，才能避讳掉季友居然有这样兄弟的不光彩。

贤者同样指的是季友。季友拥立僖公，平定庆父之乱，稳定鲁国政局，因此被后世视为鲁国的贤臣。然其既不能约束庆父的作乱之心，又不能扼杀庆父之乱于萌芽，却总是在庆父作乱后逃亡避祸，这显然也是不光彩的。只有不提庆父的真实身份，才能避讳掉贤者季友曾经不贤的不光彩。

孔子之所以这样写作，是因为其用意不在于记录历史，而在于褒贬历史，从而确立价值。就主观而言，我们可以体谅孔子的苦衷，但就客观而言，孔子确实是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使得后来史官都可以打着“为尊者讳”的口号，肆意篡改史料，为统治者擦脂抹粉。对此，孔子自己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担任司寇，审理案件时，会在文辞上与人商议，并不独断专行。可在作《春秋》时，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就连子夏等擅长文学的弟子也不能增删其一个字。为什么孔子不让子夏等弟子增删呢？因为《春秋》代表了孔子的价值观，如果可以让别人增删，那就混进别人的价值观了。于是，孔子在向弟子们传授《春秋》时说：“后人会因为《春秋》而知道我，也会因为《春秋》而怪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