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刷屏了，背后不简单！

今天文章，通过一个故事，来聊聊中西文化本质上的不同。

赛考斯，美国退休教师；殷玉珍，治沙劳模、内蒙古普通农民。

最近，这二人火了。时隔26年，二人重逢，一个满怀感恩，一个满心钦佩，相逢的几天里，两人一直在掉眼泪。赛考斯，这个“爱哭的美国老头”，也在网上火了。

二人的渊源，始于1999年。赛考斯当时在洛阳一所学校任教，看到电视里报道一个瘦弱女子（殷玉珍）对抗黄沙的模样，忍不住流眼。他于是筹措了5000美元善款，殷玉珍用这笔钱买了5万多棵树苗，亲手栽进黄沙中。

次年，他来到毛乌素沙漠，他直言，虽然钦佩殷玉珍，但是在沙漠里把树种活，是不可能的。但是殷玉珍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今天文章，通过二人的故事，来聊聊中西文化的本质不同，以及真环保和环保主义的区别。

先聊一个问题。为什么环保主义的名声越来越臭？

来看几个中国人的事迹。

殷玉珍：全国劳模，治沙女英雄。1985年嫁到毛乌素沙地腹地，立下“宁可治沙累死，也不让沙漠欺负死”的誓言。41年来，她一锹一镐种下了800万棵树 ，将7万多亩沙地变成了绿洲。

石光银：被誉为“当代愚公”，全国治沙英雄。他幼年曾险些被沙尘暴夺去生命，从此立志与沙魔斗到底。1984年，他成立了中国首个农民股份治沙公司，承包六万余亩荒沙地，带领治沙大军历经无数失败，终于让荒漠变绿洲。

白春兰：宁夏普通农村妇女，1980年，她和丈夫联合本村10户人家进驻不毛之地，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坚守，累计种树10万多棵，治理沙漠3400亩，探索出“以草挡沙、以柳固沙、栽树防沙”的综合治沙法。

除了这几位领军人物外，毛乌素沙地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普通人：

郭成旺：陕西靖边人，一家四代坚守治沙一线36年。

张立强：20岁起在毛乌素沙漠扎根，传承父辈信念，独自坚守近20年。

张应龙：放弃北京高薪工作回到神木，开展科技治沙，1年间将42.8万亩荒沙变成了森林和良田。

这些治沙英雄，从来不到处标榜自己是“环保主义者”。

而在环保主义者眼里，治沙也是不环保的，影响了沙漠的生态。“你把沙漠变成了森林，那沙漠里原有的生态就被毁掉了”。

西方的环保主义者，嘴上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他们搞环保，是为了给普通人加税，再给富人以环保的名义成立基金会减税。典型的劫贫济富操作。

我们的环保才是真环保。碳达峰、碳中和，我们是真在干。

上面这些治沙人，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

赛考斯当初为什么认为殷玉珍治沙精神可嘉，但不可能实现？

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大卫・查普曼，关于中西文化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评论。

“我们的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希腊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火是他们钻木取火坚韧不拔摩擦出来的！这就是区别，他们用这样的故事告诫后代，与自然作斗争！

面对末日洪水，我们在诺亚方舟里躲避，但中国人的神话里，他们的祖先战胜了洪水，看吧，仍然是斗争，与灾难作斗争！

假如有一座山挡在你的门前，你是选择搬家还是挖隧道？显而易见，搬家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中国的故事里，他们却把山搬开了（愚公移山）！

每个国家都有太阳神的传说，只有中国人的神话里敢于挑战太阳…… 这些神话告诉他们的后代，可以输，但是绝不屈服。”

接着上面的评论，我再简单聊几句。

说到治沙，很有必要重温一下我们的治水文明。从词源上来看，治沙、治理、治国、治乱的“治”，都源于治水。对于水患，中华民族的办法是直面、治理，而西方则是回避、逃离。

从中西关于洪水的古代神话的差异，就可见一斑。简言之，就是治水型文明和逃生型文明的根本差异。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洪水，西方各族神话教给人的办法大同小异，那就是及时躲避，逃得性命。逃命的方式以《圣经》的诺亚方舟最有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乘葫芦、大龟、竹筏、独木舟逃生。但不管细节如何变换，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劫后余生的逃命主题。

只有我们华夏文明的洪水神话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治水主题，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抗洪救灾。大禹治水的传说就这样成了我们家喻户晓、流传最广的故事。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以数以百万计的血肉之躯去迎战洪水的到来。可以说，治水从大禹起，便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头等大事，它通过四千年的历史反复，积淀为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倔强的情结。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等，正是我们从不屈服的文明底色。“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这种世界大同、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我们古代文化的主流精神。

殷玉珍们，就是当代愚公和精卫。

不止是治沙领域，我们各行各业都有愚公和精卫。

文化和精神的传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球最大最全产业链+多个领域的全面突破……

无论是人、文化、制度还是产业，我们都全面碾压西方。

生为中国人，我无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