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彼刻与此时此刻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酝酿改革的直接原因来自领导层追求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这种愿望因内部因素（长期未能摆脱贫困与财政压力）和外部因素（跟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扩大）而得到强化。

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某个新手国家准备启动庞大变革进程时，面临的情势可谓千头万绪，通常需要寻找成功案例予以学习和模仿。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

1871年12月至1873年9月，日本政府曾组织一个由官员和留学生等107人组成的代表团赴欧美考察，正使为岩仓具视，副使包括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知名历史人物。

彼时恰逢普鲁士打赢普法战争、新的德意志帝国冉冉升起，岩仓使团认为俾斯麦“政府主导工业发展”和“铁腕治国”的理念十分符合日本国情，遂推崇“以德为师”。

此后制定的“明治宪法”在权力归属、预算制定等关键问题上均以德国宪法为蓝本。

谷副总理率团考察西欧五国，1978 年5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高级别政府经济代表团。

改革分为不同层次，“师夷长技”（技术层面）和“资源配置方式”（经济体制层面）属于两个递进的维度。

从1978年开始，中国向海外派出了多个高级别考察团，一部分到西欧国家做科技、产业调研，另一部分到东欧国家考察其经济改革状况。

在西德，中国大使馆请考察团看了一部介绍联邦德国战后重建的纪录片，影片详细介绍了战后实际情况，很多老百姓没地方住、没食物吃，饥寒交迫。

但联邦德国在战争废墟上很快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短短十几年就实现了现代化——这极大地刺激了代表团成员。

在东欧，代表团发现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对苏联这套经济模式的弊病深有体会，可怎么改是个大难题。

经过一番考察并结合国内农业改革经验，八十年代中国推出了一套“价格双轨制”的办法，即同一种商品在计划指标内采用固定价格，在计划指标外依照市场供需机制自由调节价格，俗称“计划内”和“计划外”。

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一种依赖行政力量分配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双轨制”就介于两者中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第三个实施“双轨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仅次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苏联、越南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都是到风雨飘摇时才不得不启动类似尝试。

除“双轨制”尝试外，80年代还执行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改革举措，如：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设立经济特区、计划管理逐渐放松、发展乡镇企业、引进外资等等，整体上采用“撞击→反射”的试探性方式推进。

这些政策确实部分改善了中国内部经济环境，但它们更像是一个个孤立的尝试，有针对性而缺乏体系性，到1990年前后，“单点突破”所能带来的改革红利已渐渐式微。

中国需要的不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一整套新的发展理念与制度支撑。

说起来，彼时彼刻和此时此刻还真有一些相似之处，正因如此，最近的高规格纪念才引发了“应景”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