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不是史书

在上一集，我们讨论了三皇的排序，《白虎通义》说是伏羲、神农、燧人，而我们认为应该是燧人、伏羲、神农。而在《白虎通义》诞生之前两百多年，由汉文帝时期的伏生所传的《尚书大传》，也认为排序应该是燧人、伏羲、神农，它是这样说的：

遂人为遂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盖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天地人道备，而三五之运兴矣。

——《尚书大传·略说》

燧人称为遂皇，伏羲称为戏皇，神农称为农皇。燧人用火来纪事，火，就是太阳。阳气尊贵，所以将燧皇对应于天。伏羲用人事来纪事，所以将戏皇对应于人。因为天道如果不借助人事，就无法因循运转；人事如果不遵循天道，就无法成就功业。神农充分开发地力，种植谷物蔬菜，所以将农皇对应于地。天道、地道、人道三者都已完备，而三皇五帝的运数就兴起了。

可以看到，《尚书大传》对于三皇的排序结果，与我们是一致的，但其排序理由却与我们不同。我们排序的理由，是基于文明的演进：必定是先有火，才能有人道，才有农耕。而《尚书大传》排序的理由，却是基于天尊地卑的阴阳秩序：燧人对应于火，火对应于阳，对应于天，所以燧人排第一；天之下是人，所以对应于人的伏羲排第二；人之下是地，对应于地的神农排第三。

因此，《尚书大传》所探讨的根本就不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而是天命系统构建的哲学：天命是由天、地、人三才所组成的，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当天道、地道、人道都有各自的代表负责后，天命系统就算是构建完备，三皇五帝的运数就由此兴起。假使历史的演进顺序是先有神农，后有燧人，在《尚书大传》的排序中也必定是燧人、伏羲、神农，因为作为天道代表的燧人，在排序上必定优于作为地道代表的神农，这与其历史进程中的孰先孰后无关。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讨论《白虎通义》对于三皇的排序之前，首先也得明白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鲦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注】於戏，其勉之哉！”

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

【注】《论语·述而》记，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子张》记，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壬戌日，汉章帝下诏道：“夏、商、周三代引导人民，将教学作为根本。汉朝承接暴秦，尊崇显扬儒术，建立《五经》，且为此设置博士。之后的学者日益精进，虽然说是秉承师传，但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流派。孝宣皇帝认为，现在距离孔子的时代已经非常久远，做学问不应该只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于是设立了《大夏侯尚书》和《小夏侯尚书》的博士，后来又设立了《京氏易》的博士。到了（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又增设了《颜氏春秋》《严氏春秋》以及《大戴礼》《小戴礼》的博士。这些都是为了扶持濒临失传的学术，尊崇和推广道艺。（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有诏书指出，《五经》的章句注解过于烦琐，曾经商议要加以删减。到了（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长水校尉鲦上奏说，光武帝未能完成的事业，应当适时施行。目的是让诸儒共同审定经书的正解，使得学者们能够据此而自修。孔子说：‘学问不去讲习，这是我忧虑的。’又说：‘广泛学习而坚守志向，恳切提问而就近思考，仁德就在其中了。’哎呀，大家要努力啊！”

于是，汉章帝将诏令下达给太常，命将军、大夫、博士、议郎、郎官以及诸生、诸儒在白虎观集会，讲议《五经》的异同之处。派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提问，侍中淳于恭负责奏报，由章帝亲自裁定是非，如同孝宣皇帝在甘露年间召开石渠阁会议的旧例，编成了《白虎议奏》。

因此，《白虎通义》在本质上是经书而非史书，其撰作目的并非复原上古时代的客观史实，而是借助对古史名号的解释，来阐发和确立汉代的官方伦理价值。在经学的话语体系中，当历史传说的细节与伦理价值的教条发生冲突时，经学家们总是自觉地牺牲历史的真实性，以成全价值的正当性。对他们而言，历史叙事只是承载伦理精神的容器，而非需要严加考证的对象。因此，在讲议《五经》的异同之处的白虎观会议上，解决争端的方式不是通过学者的考证和辩论，最终达成共识，而是由近臣代为提问和奏报，由皇帝亲自裁定是非。对于最高统治者而言，他关心的不是历史上究竟有过哪些人事时地物，而是对于这些人事时地物的解释，要能有助于其加强统治。

所以，当我们阅读古书时，首先要明白这本书的性质。如果是本经书，那就不能当作史书来读，不能将其论述视为史料。至于我们现在所写的《中国战略通史》，那毫无疑问是本严肃的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