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权力经济”
本文是圆方的第1602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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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因为一个时代的背影的过去，圆方重新读了读讲话实录：
记得最早读这本书还是十几年前，而这次读又的确有一些新的体悟。
今天就从其中的一个点来讲一讲：
“计划经济”
大家好，我是圆方，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权力经济”
关于计划经济，书里面其实讲了有很多很多次，而从91年到之后的不通发言，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对于“计划经济”这件事情的认知，也是在逐步转变的。
在91年“关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
“……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要把这两方面的优点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要加强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在92年“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精神”一文中说：
“我们的企业往往是上项目的时候是市场经济，把项目效益说成好得不得了，说是你们不要管我，我的项目是百分之百出口，一个钱不要你的，讲得非常好；
项目上马后，就要搞计划经济了，你得给我原材料，给我让市场，帮我借钱。这样怎么行？一会儿市场经济，一会儿计划经济，我们政府哪受得了！这就要有法律约束，企业搞不好就要破产、清盘，追究领导人的责任，不能把风险全放到政府身上。”
在93年“整顿财税纪律，加快财税改革”一文中说：
“……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平等竞争，而随意减税让利不利于平等竞争，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行政干预、长官意志、主观随意性，正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制化的经济，不是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更不是谁分管什么就可以为所欲为”
在94年“会见美国财长本森特的谈话”一文中说：
“……我们的物价指数达到13%，大城市接近20%，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历史，每当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很高时，跟着来的就是通货膨胀。”
在96年“管理科学，兴国之道”一文中说：
“……当前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复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转变滞后，造成国有企业的行业结构和产品品种、质量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库存积压和开工不足更加突出了。”
同年在“金融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一文中说：
“……国有企业效益滑坡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指导下的长期重复建设。
生产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盲目性很大。
另外，效益差的中小企业太多，“大跃进”时期的弄堂工厂有的到现在还没有淘汰，有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根本销不出去，但还在生产，靠银行支撑，长此下去怎么会有效益？
因此，现在提出要在调整结构上下工夫，搞市场经济，面向市场。
如果继续搞重复建设，国有企业是永远搞不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其实随着时间的往后推进，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他对于计划经济这件事情的看法也是在不断深入的。
从不同时期表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对计划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原则肯定到具体批判、从机制分析到根源追溯的过程。
早期还强调计划与市场结合，后来更多批评计划体制下的指令性管理和低水平重复投资。
这种变化说明，随着改革推进，他对计划经济的判断越来越集中在权力配置资源这一核心问题上。
计划经济的运行逻辑决定了它的本质是权力经济。
在计划经济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谁生产、以什么价格交换，都取决于行政指令和计划指标。
企业能否获得原材料、信贷、土地和销售渠道，取决于其在计划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同审批部门的关系。
价格信号和市场需求无法对投资决策形成硬约束，经济活动的盈亏最终由行使权力的机构承担。
计划制定、项目审批、资金拨付和物资调拨等关键环节，都掌握在权力部门手中，各类经济主体必须围绕这些环节运转。
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是行政等级和指令偏好，价格和竞争难以发挥调节作用。
权力可以直接调动资源、指定项目、分配收益，也可以让没有市场前景的生产继续维持。
这种经济运行方式的核心特征就是权力对资源的直接支配，因此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权力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长期难题，是如何在壮大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的同时，避免这些企业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轨道。
国有企业本身可以按照市场规则运行，但地方国有企业往往承担着地方政府的投资、建设和产业培育职能。
当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为其配置土地、信贷和项目资源，并对其债务提供隐性背书时，企业的投资决策就会偏离市场回报约束，转而服从行政意志。
亏损由财政兜底
风险向政府集中
这就在局部形成了计划式扩张。
地方国有企业如果继续依靠政府信用扩张，其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可能上升，但真实效率和偿债能力难以同步提高，最终形成低效资产和或有债务。
过去几年不断加深的地方债问题和隐性债务问题，其背后正是新一轮计划经济的后遗症。
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债投资，项目决策带有强烈的行政指令色彩，许多投资较少考虑市场回报和偿债能力，更多服从投资规模和政绩需要。
土地、信贷、项目审批等资源由行政权力集中配置，导致大量低效投资和项目雷同。
隐性债务的积累，是市场约束失效后权力配置资源留下的成本。
另一方面，当前经济比较大的“逆通胀压力”，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许多已经低效、实际破产的国有企业并未退出市场。
这些企业依靠财政补贴、银行贷款和行政保护继续运营，占用土地、信贷等资源，持续生产已经过剩的产品。
供给不断增加，而需求相对不足，价格持续下行。
低效企业不退出，市场无法通过破产清算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供给难以消化，通缩不断加深。
这些企业的存在使价格信号进一步失灵，资源无法流向有效率的企业，整体经济效率下降。
重读这本讲话实录，能感受到他对计划经济的警惕贯穿始终。
他后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金融改革，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让企业真正面对市场，让权力逐步退出直接配置资源。
他反复强调一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反对行政干预和长官意志，正是担心权力经济借国有企业扩张重新抬头。
今天的地方债、隐性债务和通缩压力，说明这个问题远未解决。
其实，不管是任何时期，改革的核心始终是约束权力对经济的支配，让低效企业能够退出，让市场真正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
这或许是他留下的最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