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汉道宏开世界大同
前情：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
所以我们看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不是苏联留学回来的，不属于学院派，最开始的地位也不高，只是个图书管理员，甚至说话都没人愿意听、没人愿意跟他讨论。但他最后通过一辈子的实践，建立了新中国。这就说明，出身不重要，所谓的学历文凭也不那么重要，实践才是最重要的。
你能成就事业，能在竞争、斗争、博弈中脱颖而出，锲而不舍、不断拼搏，有足够大的试错容量，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认真去做一件事，就能成功。哪怕领导不喜欢你，哪怕有时候群众不理解你，只要你坚持真理，最终就能获得好的结果。这是新中国的模式，和汉朝的模式一模一样。
所以说，生产文明的兴起，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它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几百年的过程。而现在，这只是开始，远远没到终结。
这个周期，恰恰让我们华夏文明回归到了汉文化的正常状态，可以说，我们华夏文明不忘初心，也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所以现在，汉文化与智能时代的技术革命天然匹配、深度绑定，是所有人类文化当中最优秀、最适合生产的文化；而最适合技术创新、生产创造，并且契合社会化大生产、大一统，以及对外大复仇精神的，也正是与汉文化贴合得最紧密的形态。
所以说，新中国如果从历史周期来看，我们是回到了2000年前汉民族发源的起点，这也预示着汉文化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发展——在势力范围、影响力上，在对生产力优势的掌握上，都将实现一次质的飞跃。
就像汉朝一样：汉朝时期，中原地区生产力发达，当时都说“一汉当十胡”，一个汉兵能对抗十个胡兵，西汉时期就是这样的局面；到了东汉，变成“一汉当五胡”，因为技术有所扩散，铁器、铠甲、炼铁技术，周围的少数民族（胡人）也掌握了一些；再到后来的“一汉当三胡”，就是三国、南北朝时期——那时候，虽然中央朝廷分裂了，但地方势力依然能出兵征战，在边境上主动出击，对胡人形成压制；可到了南北朝后期，就彻底不行了，汉兵和胡兵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技术差距，甚至汉兵技术还落后了，所以当时就陷入了大混乱、大分裂的时代。
所以说，对于我们生产文明而言，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生产力、在技术上，对世界上其他文明形成绝对性的领先。一旦形成这种断崖式领先，自然就能在军事上成就“踏破祁连、封狼居胥”的丰功伟业，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生产力的优势，必然会反映在军事斗争的胜利上；而军事斗争的胜利，必然会反映在文明的疆域扩张、人口增长，以及文化的广泛扩散上——这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规律，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生产力的先进。
我们现在，恰巧处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最先进的技术（AI技术革命），与最能孕育技术的社会（中国社会）、最适合技术发展的文化意识形态（汉文化，华夏文明中的主流汉文化），完美契合。那么，汉文化必然会借着AI技术革命的东风，推动整个华夏文明的生产力，实现再一次断崖式的领先、质的飞跃，对周边乃至世界形成绝对的断崖式优势。
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未来几百年里，确定不移的大趋势、时代的主流，不可阻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苏联、俄罗斯那样，动辄诉诸武力、过度军事化的文明形态，早已行不通；像美国、英国那样，不搞生产、专注于金融，靠宗教洗脑、垄断贸易路线的贸易文明思路，也慢慢不行了。
简而言之，整个工业革命之后，那种野蛮、血腥、贪婪、极致追求物质的贸易文明状态，那种被兽性文明笼罩的世界，正在逐渐回归人性。当年游牧民族在宋朝之后造成神州陆沉，全世界的人性光辉顿时黯淡下去；几百年之后，终于轮到华夏文明，重新担当起全世界人性光辉的标志性旗帜，重新树立起人性文明。
就像苏联提出的那种“均贫”社会模式，自然也会被抛弃——因为现在我们明明可以过上物质充裕、均衡发展的生活，为什么要选择均贫这种军事色彩极强、过度同化、同质化严重的模式呢？所以，我们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事业上，也实现了突破：把苏联带给世界的“贫瘠文明”形象，突破、升华到了物质充裕的生产文明形态，勾勒出了社会主义未来的蓝图。
这样一来，贸易文明“不做人”（漠视人性）、军事文明“均贫”且强制同质化严重的问题，我们就都解决了。所以说，如果当年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那么现在，无疑是中国成就了社会主义——这一切其实也是有迹可循、渊源深厚的。
因为社会主义看似是外来的理念，实际上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是内生的、契合的：生产文明天然追求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采用社会主义的模式。
我们国家从大禹治水的大洪水时代开始，就经历了对所有先民的一次重大考验。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要么是等死，让很少一部分人幸存；要么是造一艘大船，让少数权贵、经过特殊筛选的人逃命。只有中国的华夏文明，强调的是改造自然环境、让大家都存活下来——让整个大河流域的上下游先民团结在一起，治理好水利、战胜洪水。
这就是为什么华夏文明没有至高无上、支配人类命运的神仙存在：因为人通过掌握客观规律，是可以改造自然的；人通过顺应天道，是可以极大改变人世间面貌的。我们不需要通过幻想乌托邦、幻想天堂来寻求精神解脱，完全可以在人世间通过建设，去治理大洪水、去打击匈奴、去建立居养院这样的养老机制——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没必要在梦里去奢望这些。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辈子的建设，让自己的小家、让整个国家这个大家，都达到一种美好的状态，就是“人人都是尧舜”的状态——不是让一小部分人成神，让其他人变成他们的奴隶、奴仆，从来都不是这样。
谁做得好，谁一辈子的实践工作做得好，不忘初心、坚守德行，谁都可以成为圣人。圣贤是通过一生的修行、实践可以达到的，没有什么目标是一个人通过一生的努力达不到的。所以我们天然不把人隔离开来：无论是圣贤，还是普通人，圣贤都来自于群众、来自于人民；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成了圣贤，他的后代就代代都是圣贤，圣贤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民当中去。
就是这么一套完整的文明体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际上，华夏文明一直讲究的是以人为本，挣多少钱、拥有多少物质，这些都不重要。
这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需要物质基础，而不是说牺牲人去获取物质。所以华夏文明一直不喜欢物质化的人，不喜欢那些成为物质资源代言人的人——你贪财好色、过于贪婪，或是个守财奴，这类人在华夏文明当中，一直是属于定期要被收割、定期要被格式化的革命对象。
所以说，像讲究打破阶层、追求人人平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底层起义、底层革命，华夏文明里发生过很多次；而西方，直到马克思之后、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出现这类底层革命的理念和实践。华夏文明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秦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政府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的底层大革命——陈胜、吴广起义。
所以说从革命的角度来讲，华夏文明至少要领先西方两千多年。法国大革命是 18 世纪末（1789 年左右），陈胜、吴广的大革命是公元前 209 年，这么算下来，不正好近两千多年吗？
包括历来农民起义，大家喊的口号，比如“人人得温饱”“有衣同穿，有地同耕”，都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口号，干的也都是底层推翻上层的革命起义。
所以说，中国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跟中国传统诸经之首的《易经》相吻合的——《易经》本身就蕴含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毛主席的《矛盾论》，跟《易经》当中阴阳对立统一的理念，实际上是高度相似的概念；毛主席提出的《实践论》，也和中国历来讲究的“不唯出身、不唯上、不唯书”，在斗争中追求正义、在实践中践行正义的特点相契合。
本质上，中国社会跟西方比，跟后来游牧军事文明建立的异质化朝代比，在人的发展瓶颈上，给人的限制是最少的。你的一生功过，是根据你一辈子的实践来判定的，不是由你出生的血缘决定的，也不是由你从事的职业，就把你一辈子限制住。
华夏文明允许“君子豹变”，认可人是会发生变化的——一切都在变化当中。所以我们国家要说有什么宗教信仰，或是对自然的信仰，其实就是《易经》所阐释的道理，也就是天道的“三易”：
第一是“变易”，天道是不断变化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变化是永恒的；
第二是“不易”，在各种变化当中，有一些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比如《矛盾论》里讲的矛盾对立统一，唯物辩证的客观规律，这些都是不会变的，这就是“不易”；
第三是“简易”，最终，真理和规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可能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把事情、把真理说清楚了。
这种简易，是高度总结出来的智慧，就像“人人皆可成尧舜”，人人都能发展成尧舜那样文明开化的高级状态，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就这么简单；“天下为公、以人为本”，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这个简单的道理，只有在唯物辩证的体系里、在以人为本的文明里、在人性文明里、在丰饶文明里，才能成为大家潜意识中都默认的原则。
所以，虽然华夏文明经历了蒙元和满清的摧残，但华夏文明的核心概念——以人为本、天下为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大同，这些理念依然储存在我们中华民族主体的头脑中、意识中、潜意识中，大家天然就觉得这些道理是对的。
也正是因为华夏文明的这种潜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知识、新理论形成了深度共鸣，所以我们才能如此成功地践行社会主义，成就属于华夏文明的生产文明新形态。
也正因为这种深度共鸣，我们新中国才得以以土地革命的形式，充分调动农民的力量——这种方式，和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有着相似之处，却又超越了过往，最终建立起了工业时代的华夏生产文明，也就是华夏文明的最优状态，让华夏文明得以回归本位、实现复兴。
这种复兴，就是复兴汉道、重回汉朝那样的辉煌，像汉朝一样，重振汉文化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