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乱民，从来不是读书人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最危险的乱民是宗教、黑帮和会党，这些人历来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几乎制造了所有的叛乱和革命，而儒生、自由派和小粉红不过是良家无用之人，对国家很难构成挑战。古往今来，对于统治者来说，最危险的民众，从来不是那些驯顺乖服的良家子，这些人在政治上本质上不过是无用之人，很容易降服。帝国政治家之所以动辄鼓吹赞扬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强悍，而是因为无用。毕竟，通过马基雅维利式赞美这些人的恭顺孱弱，就可以鼓励其他人效法学习这些人，能够最大程度上降低统治的成本。所谓“教化”，谓之如是——将凶桀化恭顺，将强横变孱弱，就是统治之至高之术也。这其中最适宜的策略，就是陆贾劝汉高所言：“马上取天下，文章驯天下。”对大政治家来说，鼓励民众学经致仕，不仅仅是选取人才，更是驯服民众的过程。无论多么凶桀暴戾之民，只要学经，久而久之，就会变得孱弱易制。古代帝国官员治理野蛮桀狂的乡民，往往就是通过学文读经的推广来实现教化的，凶桀狂暴的乡民佼佼者不断读经，久而久之，几代下来，就会从令朝官恐惧的乱民桀徒改变成恭顺驯服的儒生后进。相比之下，罪犯，历来是枭桀难制的乱民，这些人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治理的难题和挑战，他们从来都是胆量最大，反抗最激烈，最敢于暴力对抗行政、法律和武装的狂暴群体。在所有时刻，他们在挑战权威的行动上远比良家子更激烈更疯狂更勇猛（读经者掌握着舆论，热衷于自吹自擂，但改变不了现实）。这些人，在治世，不仅仅是乱源，也是刺头，更是野心家，乃帝国必须处置而后快的荆棘。但在乱世，则往往是人群中的精华，要知道，古往今来，乱世豪杰几乎都来自于这些人中间，那些最勇猛、最桀骜、最强悍的人，几乎都诞生在这些暴徒之中。然而，帝国的长治久安则离不开消灭这些乱民，但常常也会削弱帝国自身的力量，进而使得帝国本身的意志退化到良家子那般羸弱。等到新的战乱降临，日常被倚重的良家子则很难经得起疾风暴雨的考验，而这就是治乱循环的过程。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那些承平已久的帝国往往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中高估自己的力量，就是如此。毕竟，战争比拼的是兽性而非人性，但家养何以有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