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笔者与很多西方自由主义朋友发生了不少争辩，很多人批评我是一个极权主义者，这个看法其实是对我的误会。事实上，在笔者差不多十多年的互联网博主生涯中，我的老读者都会知道，我从来没有单纯反对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说我真的反对什么，那就是：在笔者看来，这些看似满怀善意和理想的幻觉毒品，不管如何用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亦或是自由主义来包装，但就其本质而言，却常常是人类灾难的起源。我所最为厌恶的，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烂东西，而我撰写文章的真正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普通人类社会能够或多或少摆脱这些激进思想的折腾。①2015年，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并断言这将引发欧洲极右翼崛起和西方政治动荡；2015年，一张小男孩的海滩遇难照片，点燃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心，最终推动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荒唐的难民政策，也先后带来了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和欧洲极右翼崛起的可怕恶果②2022年2月24日，反对普京入侵乌克兰，并断言这将成为俄罗斯的战略灾难；③2026年2月28日，反对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并断言这场入侵将走向灾难；从2015年至今，真正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无非是这三件，在这几起事件中，笔者的立场是什么？不是反对世界主义，不是反对民族主义，不是反对自由主义，不是针对任何一种固定的思想，而是批评这些思想的激进，并尽可能地推崇常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打着“大爱无疆”的旗号，越过了常识，变成了一种激进的疯狂，所以我反对她；普京的入侵乌克兰打着“保卫同胞”的旗号，无视了现实，变成了一种愚蠢的冒险，所以我反对他；特朗普的入侵伊朗打着“解放伊朗（2.28特朗普轰炸当天演讲）”的旗号，超越了界限，变成了一种疯狂的自杀，所以我反对他；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思想，不管旗号标榜得有多么高贵，一旦脱离常识，无视现实，就都会变成人类的灾难和噩梦，就都是必须予以坚决反对的。就像塔列朗必须坚定反对拿破仑的极限扩张，梅特涅必然坚守欧洲的平衡，俾斯麦则永远坚持国际规则的有序与稳定。
也就是说，在笔者看来，从来只有错误的激进，而没有错误的思想，而常识就是裁量正邪是非的唯一标准。比如说，我至今依然不明白，为何很多西方主义者无法摆脱激进？经历了如此多教训后，他们却依然无法正视常识并借鉴教训？要知道，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至今，美国已经先后在十多个国家直接或间接搞了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多少次开始的时候，西方主义者为这种入侵而欢呼，为街头的动荡而喝彩，但这些努力多少次带来了正面的结果？哪怕是仅仅只是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和所谓西方主义事业的结果？结果，这些喝彩之后，有好结果的十不存一，西方自由浪潮最终几乎都沦为美国的战略负担，透支了美国的资源，并使得美国的霸权变得虚弱，更不用说多少本地民众因为这个所谓的“西方主义革命”流血漂橹？回溯过往，有一个因果其实很清楚，今天全球的西方主义事业浪潮为什么会退潮？原因恰恰就是这些所谓的西方主义吹鼓手们，不能基于现实去思考啊。当一个人不能从现实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一个群体不能从不断反复的失败中吸收教训，又怎能走出灾难呢？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再到伊朗，如出一辙的美国战略悲剧和西方主义错误，反反复复不断上演，太多西方主义者从未在过去幼稚的自己身上看到教训，或者干脆予以选择性遗忘。事实上，2026年2月28日那天，当我看到特朗普发起伊朗战争之后，竟然还能有那么多西方主义者为之欢呼雀跃，我的内心其实是充满悲凉的——常言道，历史本该不会踏入相同的河流，但这种苦涩的悲剧故事却在我眼前不幸地一而再，再而三不断上演。这些人，自诩思想的先锋和逻辑的主人，却无法从起码的常识中正视，难以从残酷的失败中站起，反而宁愿将命运寄托在一个根本不可靠的骗子身上，这又怎能不让人悲叹呢？对此，笔者不禁想起梅特涅亲王的论述，这或许就是命运的抉择吧——
“我对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不感兴趣，我只尊重并接受既定的事务，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从而努力防止自己产生超出现实的幻想。”
世界大战与大革命的反思：塔列朗与梅特涅的保守主义
国家从来不会因为邪恶而灭亡，国家只会因为脱离现实的妄想而灭亡——俾斯麦《思考与回忆》评价拿破仑三世的失败'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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