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破局之道——员工博弈
（作者建议，在读完本文前，不要进行任何评论留言。如果读不完，真不用留言。）当居民侧的资产负债表持续收缩的时候，财政需要发力，让“水”的总量不要减少， 这是理论上的应对之道。财政发力只能在两个方向，一是供给侧，主要是基建；二是需求侧，主要是社会保障。中国大陆当前比日本当年难在，收缩发生在大规模基建之后而不是之前，偿债压力在前而不是在后。基建的空间、房地产的空间已经很小了，不是没有，但规模不够，传导效应很差，还有很强的区域性、行业性。这种有限性，导致财政发力的财富传导效应并不能像之前那样“水大鱼大”，更直白一点，到不了大多数人手里，也就难以修复居民侧的资产负债表，消费复苏也就很难到来。另一方面，希望通过稳房价，甚至房价反弹来抑制住收缩趋势，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房价不是靠稳出来的，当大多数人不愿意购房的时候，看不到购房好处的时候，你不可能逼他们去负债，推绳子是没意义的。以当前人口趋势，对未来十年的房地产资产价格难道还不好判断吗？有些人将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与日、韩类比，认为日、韩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过程中，也伴随着人口的高度集中，因此认为个别大城市的房价是可能会反弹甚至创新高。持有这部分观点的人，大概率没有认真地、历史地梳理过这两个东亚国家的人口变化数据，也没有从经济地理人口结构的视角去看到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前些年整理老龄化和德日隐形冠军企业发展历史资料的时候，作者曾经把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统计局人口变动数据拉出来按时间顺序看了一遍，并且不是看总量，而是看都道府县每年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日本三大都市圈（东京、大阪、中部）的人口数量维持着极其缓慢的增长，甚至逐渐趋近于零增长，而外围其他地区的老龄化、少子化则是快速加剧。韩国更显著，因为只有一个首尔都市圈。也就是，在人口收缩期，由于日韩大都市圈有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因此年轻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集中。中国大陆在最近十余年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也就是，中心城市之外的人口收缩非常迅速，但个别地区还能在总量减少的情况下维持年轻人的流入。但实际上，中国大陆一二线中心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速度是远远比日、韩四大都市圈要快得多的。因为日、韩的国土规模只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一个省，其人口总量也只相当于一个省。日、韩的人口集中，类似于中国大陆一个省的人口，向省会城市集中。这也是过去十年到现在持续发生的。一个日本学生，他毕业后可能选择去东京、大阪、名古屋，类似山东的学生，毕业后去济南、青岛，或者浙江的学生，毕业后去杭州或者宁波。要跳开省会这个中心点，直接选择去北上深的学生，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中国大陆与日韩的最大差异，因为你的版图太大，二线城市已经能够提供类似的大型都市生活方式，所以虽然人口在老龄化过程中仍在集中，但这种集中不会像日、韩一样，高度集中到某几个城市。日、韩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都市圈吸引年轻人的其实并不只是就业机会，大都市圈的繁华与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在中国大陆而言，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的基建与一线可以说相差无几，甚至许多二三线城市更有自己的特点，生活反而更加舒适，这当然更加导致了人口高度集中成为不可能。这也导致，在人口数量收缩加剧的时候，我们其实看不到像日韩那样基于人口集中而形成的对某几个大城市房价的足够支撑。很简单一个现象，过去几年以来，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家是南方的，许多已经优先回老家省会去工作，而不是拼命留在北京了。这就是经济地理结构与人口结构的现实，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大陆与日韩老龄化、少子化下的房地产趋势和结构其实是很不相同的。为什么要单独写一下房地产呢？因为房地产是与居民侧的资产负债表紧密相关的，如果房地产价格的反弹未来仍然很不容易，那老百姓的财富修复道阻且长。也就是，要不要抱短期希望？那需求侧呢？财政投入民生领域，尤其是社会保障领域当然是对的，无论是呼吁增加农村养老金，还是呼吁强化政府对社保支出的负担（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乃至于建立制度让互联网平台更多承担社保责任，这都是对的。但光有这些，肯定还不够。因为这部分社会保障的投入，要“立马见效”是很难的，并且每个制度的建立，都意味着财政支出的巨大调整。在收缩期，要么在现有财政收入情况下去调整支出的项目，要么，就要增加中央财政赤字，增加多少？力度多大？效果怎样？持续多久？这些都需要数据支持。从趋势上，在社会保障领域上的投入将会越来越多，这已经是共识，但这种投入因为具有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大概率是循序渐进。所以，短则三五年，要依赖社会保障的整体提升来拉动消费的大幅增长，其实是有难度的。当然，再有难度也得往前推，不推就更有难度了。去年的时候，部分经济学者再次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能实现吗？1960年代，日本在池田勇人内阁时期，就搞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当时的背景是，日本在战后处于人口上升、外部环境改善、技术流动顺畅的时期。大藏省的经济学家下村治提出，日本高储蓄支持高设备投资，而新设备内含技术革新，会同步提升生产率与出口竞争力，所以高投资未必导致通胀和外汇瓶颈。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高增长模式。池田勇人首相采纳下村治观点，将日本年均增长率目标定在7.2%，以此实现十年翻倍，工资收入跟随翻倍。最终日本提前、超额实现了。所以，国民收入倍增最容易的时期其实是从低水平发展起飞的时期。中国大陆也经历了这个阶段，持续时间比日本还长，收入不只翻了一倍。现在再要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肯定无法再复制低水平时期的模式了。光靠扩大投资已经不行了，许多投资甚至早就过剩了。到今天，即便最普通的老百姓也都知道，高科技并不能自动带来“共同富裕”，因为高科技企业的用工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在先发国家老龄化到来之后，由于其本土人口收缩和人力成本提升而推动出的全球化，导致东亚拿到了全球制造业的大部分，后来高度集中于中国大陆。再加上东亚三国的快速老龄化，全球无人化科技的投资更加旺盛。如此种种，都使得高科技与财富更加广泛的分配越来越远，因为高科技产业需要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它的产品目标往往就是进一步减少人类的工作机会。这对于人口已经高度萎缩的国家当然是好事，但对于人口数量巨大，对于每年仍有上千万大学毕业生的国家，一定是件糟糕的事。财政支出的替代性有限，房地产需求恢复困难，高科技拉动全民财富增长不力，那还有哪些可行的道路呢？其实还有一条重要的道路，也是全世界各国，哪怕最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员工博弈。最近又有许多人开始关注亨利·福特，对福特主义的讨论又开始在中国大陆复兴了。很多人把于东来比为中国大陆的亨利·福特，为什么有此一比呢？因为于东来放弃了股东利益优先，把股东利益的相当部分，与员工进行了分享，使得在许昌这样一个连三线都很难算得上的城市，一个工资收入本应非常低的商超服务业，竟然实现了普通员工很高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这个收入和福利不是《劳动合同法》硬性规定的，不是政府向胖东来施加压力实现的，不是员工主动要来的，更不是高科技带来的。胖东来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是靠于东来的“自觉”。这种自觉是企业家个体观念决定的。尽管从地方到中央官媒，这两年对于东来的宣传一直不停，意图也非常明显，希望更多企业家向于东来学习，但真正敢于跟于东来站到一起的企业家有多少呢？有不少只是在作秀，一戳即破。福特当年T型车向中下层美国民众普及，打破了美国东部汽车行业只追求高端用户的局限，并主动开创了“5美元日”，大幅提升流水线低技能工人工资，引发了后来全美汽车行业的加薪潮。Dartmouth大学的助理教授Stefan J. Link认为，福特身处美国中部，有深厚的民粹主义基础。与美国东部深受金融行业控制的车企不同，福特在中部地区主要是依赖农民出身的技术工人。东部车企如Pierce-Arrow、Selden、Locomobile等，以生产销售高端车为目标，把对股东的利润分配放在第一位。福特反其道而行之，完全不依赖金融支持，通过流水线改造开始大规模生产，低价销售的收益只用于两方面：一是给员工提供普遍的高工资，二是不进行利润分配而是几乎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这种模式扩大了消费群体，新消费又吸收掉新增产能，对技术工人的高度重视使得技术创新出现在车间而非办公室。当时全球企业都到福特位于胭脂河的工厂参观考察，对德国和日本汽车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看到，丰田和三大德国车企长期与金融利益保持足够距离，都有当年福特主义的影子。从历史视角看，日本与德国后来的劳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福特主义的影响。我们去考察德国的劳资共决模式，以及所谓“日式资本主义”，都可以看到福特主义那种将股东、供应链、员工和消费者放在一起考虑的特点，这就是公司治理模式研究后来经常探讨的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和Shareholder（股东）问题。在新自由主义的超级全球化时期，Shareholder优先的理论在中国大陆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再到后来，Stakeholder优先理论才逐渐因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被更多关注起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头部车企也深受福特影响，更加看重扩大生产而不是利润分配，但另一方面，对基层员工的收入福利保障却远远不如福特。立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不可能依靠立法去控制企业家的每个具体行为。作者经常讲，共识的达成，观念的普及，行动的引领，其实是比立法更重要的事。对胖东来这样的企业多宣传，对星宇股份这样的企业多批判，对维护员工利益的行为多支持，对损害员工利益的行为多鞭挞，对全社会观念的转变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中国大陆的大企业其实只有两类，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央国企；二是从计划转轨到市场体制后出现的大型民企，有传统的制造业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及最近几年新兴的科技类制造企业。关系国计民生的央国企其实是最接近日本、欧洲大型企业员工福利模式的，贵在稳定。传统的制造业民企在经历过高光时刻后，市场竞争淘汰后存活的少数，也逐渐趋于稳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切断了传统的劳资关系，造成了新的问题；而新兴科技类企业由于激烈的内部竞争，其员工稳定性和福利水平，其实更接近于互联网平台企业。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社会舆论对中国大陆大型民企的评价越来越低。每个消费者都发现，自己也是打工人，而那些获得巨大声誉和利益的、身在一线或者新一线中心城市的企业巨头，并没有一家像当年的福特那样，去引领劳资关系的转变，也没有一家有足够的远见，去主动培养起一个内需巨大的消费市场。反而要靠一个身处许昌的企业来当榜样。当消费者的身份与打工人的身份合而为一的时候，对大企业的诉求就发生了极速转变。即便自身还算稳定的个体，也不得不考虑下一代将处于怎样的就业环境。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员工博弈都只有“量”的博弈。也就是只有在行业整体“缺人”的时候，企业才愿意调整收入标准。甚至想方设法依靠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业务外包、众包等方式“甩掉用工包袱”，甚至越有实力的企业，越爱这么干。这就是为什么内需持续萎缩的根本原因，因为无论是在经济上行期，还是下行期，企业将追求股东利益放在永远的第一位，劳动力成本总是最优先被优化的。还有一种观念，就是劳动力成本中涉及“科技”的部分才是重要的，也就是高端人才给多少都行，那中低端的可替代性很强，随时换掉就行了。但福特的经验恰恰是，通过大幅提高低端流水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实现了车间的稳定性，由于这种稳定性，才让各种微创新产生在生产一线，而不是在办公室中。也正是由于补上了低收入人群的短板，才让美国庞大的内需得以逐渐实现。如果长期让大部分民众处于不稳定的低收入水平，为了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就不得不容忍大量生活用品价格维持在他们能够消费得起的极低水平，也就必然要长期容忍各种低质产品，这其实就是食品安全等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对外贸企业而言，“告洋状”是有用的？表面上看，是因为西方国家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和ESG执法，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消费得起中国大陆生产的中等价格以上的商品。如果消费不起，他们的质量保障体系也会坍塌。所以，是靠“自觉产生”更多的于东来吗？这当然求之不得。但大概率还是“不得”。因为中国大陆当前白手起家的一代企业家，他们思维定型的时候正是超级全球化的巅峰时期，他们接触到的所有“理念”、“理论”和“宣传”，都是股东利益优先的，所有行为方式，都是宁愿减少劳动力成本，也要保障“自己的”市值。而当前年轻的先锋科技企业家，许多已经被美国的右翼加速主义观念俘获，连“人”都不在意了，何况低收入阶层？从制度设计而言，由于中国大陆是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曾经深受“计划大锅饭”的苦，并且缺乏足够的企业和企业家。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把狼性的“企业家精神”奉为圭臬。这种倾向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有道理的。但相应的，一边倒的倾向股东利益，也就导致了对员工利益的结构性损害。这种结构性损害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一颗影响生存和发展的毒瘤。许多大型民企并没有学习国企或外企，建立对员工收入和福利的保障机制。一提到国企，就是僵化保守、没有活力；一提到外企，就是白左遍地、没有竞争力。最后变成了大型民企之间的“逐底竞争”，看似市场占有率“赢了”，实际上导致行业利润率降到难以持续，行业员工收入和福利稳定性大幅下降，最终获利的到底是谁呢？大型民企，尤其是股权高度集中的民企，在上市之后，创始人都拥有数十亿、数百亿的财富，但为了股价的维系，不惜在劳动用工方面走各种钢丝。美国大型上市公司，虽然也经常被批评宁愿用真金白银回购股份，也不愿给员工加薪，但好歹，美国在1970年代已经完成前1,000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分散化，同时由于401(K)等新型养老金体系的搭建，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价其实与美国大部分人的养老金直接挂钩的。美国上市公司好歹有个理由，可以讲它们维持股价而非提升劳工收入，其实是在维持老百姓的养老金收入水平。中国大陆的大型上市民企，要么股权高度集中于某个个人或家族，要么其海外股东主要是全球投资者（尤其是欧美和中东的养老基金），那这些企业还有什么资格对中国大陆本土员工收入福利的稳定性完全不予以重视呢？又有什么资格在海外“严格遵守当地法律、维护当地员工利益”，甚至不惜让海外员工按时下班，让中国大陆的外派员工继续加班呢？这就难怪美国的右翼加速主义者那么热爱中国大陆，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大陆的确就是所谓“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的天堂。首先，观念上、立法和执法上要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相区分，而不是单纯按所有制相区分。大企业享受了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在中国大陆，没有足够的行业政策支持和地方支持，一个企业要做大，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中国大陆没有天生的“纯市场企业”，企业能够做大，绝对不可能是单独靠什么企业家精神，而是政策支持、地方支持、企业家与员工共同奋斗的结果。既然做大了，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当前大企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主动引领劳资体系变革，不断提升员工收入和福利的稳定性。社会舆论会不断施加压力，会不断追问，当本土企业击败外企获得市场优势后，正式员工的数量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员工的收入福利水平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员工岗位的稳定性是提升了还是降低了。这些问题会被网络不断追问，各种数据会不断公开。立法和执法应当重点关注大企业，从制度设计上要足够清晰、具有可预期性，应当学习日本，区分不同规模、不同细分行业，设定不同的企业义务和社会保障支出标准。当前这个阶段，中国大陆大部分民营上市公司仍然处于股权高度集中的阶段，在美国历史上，这个阶段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镀金时代及其后期，这种结构到1930年代才终结。这也充分说明，劳动者、消费者与股权高度集中的大型民企之间的磨合，其实仍在过程中。过去很多年，我们不少学者都在呼吁要认真学习“国际惯例”，不妨认真从每个主要国家、每个历史阶段的“国际惯例”学起，不要光看对企业好的惯例，也要看对员工、消费者好的惯例，再看细一点，从具体案例看起，从政策制定的“思维链”过程去反思，认真回顾一下过去一百年，这个世界到底发生过什么，为什么欧美日韩的劳工保护水平要高那么多。其次，要充分利用好中国大陆产业尽皆优势的历史机遇期。198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大陆因为起步晚，需要优先承接全球中低端产业的转移，需要解决天量人口的基础性就业，同时担心东南亚、南亚、东欧在劳动力价格方面的竞争，因此对劳动者利益保护水平的提升一直存在争论。这种争论在当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种争论放在今天，已经毫无道理。当前中国大陆如同美国二战期间，在几乎所有产业尽皆优势，甚至丝毫不用担心因劳动力价格提升导致产品价格提升，就会将国际市场拱手于人。看看tiktok上欧美民众每年都能以更低价格买到Made in China时表现出的“不可思议”，出口制造业大幅提升用工成本，建立更加稳定的用工体系，完全足以将成本直接转嫁给海外消费者。电动车，价格翻倍出口到欧洲，仍然有足够的利润；一个手机充电宝，在美国的价格是在中国大陆的五倍以上。此时还有什么理由只重视“企业家利益”、“股东利益”而不去关注“员工利益”呢？出口退税是对企业的补贴，但这种补贴如果不能到员工手里，有什么意义呢？出口在今天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主要增长来源，海外的消费水平仍然在线，这也意味着，外贸部门和大企业，是有条件优先去改善劳资关系，提升员工收入福利稳定性的。最后，中国大陆过去为生存而奋斗，后来为发展而奋斗，现在其实是为尊严而奋斗。如果所谓科技的发展，企业家精神的实现，企业家利益的实现，最终是以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的普遍损失为代价，那这样的模式下，任何人，都是不会得到任何尊严的。前些年，无脑的网络民粹主义者不区分企业大小和领域，为了博眼球、获得流量，把攻击的对象对准所有企业和企业家。事实上，绝大多数小微企业的负责人，跟普通劳动者没有多少区别，他们的年收入甚至还不如大企业的普通员工，但承受的压力却是百倍。现在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就是曾经的小微企业主。劳工与小微企业主的激烈对立，无异于底层互害，那些真正盆满钵满的大企业主，就在“国企与民企对立”“所有劳动者与所有企业主对立”的舆论氛围中脱身、隐形。如果整个社会舆论和治理目标仍然不能从“规模”“大小“上市与非上市”出发去设定统一的标准，像美国镀金时代那样，把问题集中在解决大企业的问题上，那只会继续出现各种“死循环”。不是没有改变的空间，也不是没有调整的机会，而是是否愿意形成问题的共识。如果连问题的共识都无法形成，那解决问题的共识，就成了空中楼阁，天方夜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