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到中国的外国科学家
2026年3月，日本媒体广泛报道了一则新闻：量子凝聚态理论物理界知名青年学者、东京大学副教授渡边悠树辞去教职，全职加入香港科技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及高等研究院教授。渡边悠树今年40岁，正值学术黄金年龄，拥有东京大学物理学学士、硕士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并在MIT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回到日本后，渡边先后担任东京大学讲师和副教授，期间获得多个国际知名奖项。只不过他的副教授一做就是七年，怎么也升不上去，原因是东京大学没有正教授的空缺。这一点国内的老师们应该很容易理解，即每个学校、每个院系的正教授名额是大致固定的，如果没有岗位空缺新人就升不上教授（或每年放出的名额极少），涨薪也很困难。于是渡边便跳槽到了香港科技大学，下图为渡边在港科大网站上的介绍页。据渡边介绍，东京大学副教授年薪约为1000万日元（人民币42万元），正教授年薪也很难超过2000万日元，而港科大的整体薪酬包是他在日本时的三倍。2026年9月，《日经新闻》再次联系采访了渡边，请他谈谈来港工作半年的感受，并询问是否有回日本工作的计划。渡边表示“科研环境超出预期”，“这里汇聚了一批曾经活跃在美国的顶尖人才”。期间他再次吐槽了日本高校，称其“解决问题的行动迟缓，看上去并非为了提升全球竞争力，更像是为了维持现状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正逐步被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高校远远甩在后面”。渡边悠树是中青年学者的一个缩影，其实近些年更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对非华裔顶尖人才的吸引力。2025年5月，因涉及跟中国学术合作而被特朗普政府调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顶尖纳米学家、前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Charles Lieber全职加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2026年7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奥马尔·亚吉全职加入清华大学（下图），成为轰动学术圈的大新闻，据悉亚吉将领导创办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加速新材料发现的研究所。1、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大环境方面越来越不适合某些国家的学者做研究，比如奥马尔·亚吉就出生于约旦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2、特朗普政府对各个学科、各所大学有明显的倾向性。资源集中于AI、先进制造、国防技术、半导体等，大幅削减了公共卫生与医学、清洁能源、气候科学、教育与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科研经费，同时着力敲打那些不听话、高度亲民主党的高校。3、移民政策大幅收紧，使得非美国本土学者在招收国际学生时愈发困难——不光中国学者面临该问题，其他在美国工作的全球南方学者也存在类似问题。4、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升温，近些年美国政府对“非友好国家”学者的信任度大幅下降，警惕性陡然升高，重大科研项目拒绝来自这些国家的学者牵头或参与。5、中国在半导体等核心技术领域拥有迫切需求，国家投资巨大，吸引了一批海外人才加入。移民、国际参与、全球化是民主党和MAGA交锋最激烈的几个领域，虽然民主党的移民政策饱受批评，但那何尝又不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美国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把全世界人才吸引过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可以来到美国，然后有机会在最好的大学里成为教授。高度开放的移民政策、高度多元的文化与维持美国作为“全球人才磁铁”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只不过这一过程中民主党产生了借归化移民增加选票的歪心思，使得移民问题渐渐成为两党不容妥协的政治议题——MAGA上任后开始一刀切，把“人才移民”和“低技能移民”捆绑到一起收紧。MAGA这样做同样十分无奈，毕竟筛选“人才移民”的成本极高，旷日持久，而且任何申报材料都可以造假，实际操作时很难精准区分开来，所以便出现殃及池鱼的情况。以当下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为例，想要拿H1B签证在美长期工作已非常困难，毕业后回国找工作成为常态。至于作为替代品的“特朗普金卡”，公开数据显示成交量非常少，截至2026年4月底只有338人提交申请，165人实际支付了1.5万美元申请费，最终支付100万美元捐赠款的数量不详（有媒体称截至4月底仅1人付款）。原因很简单，因为“特朗普金卡”的法律基础太薄弱了，仅仅是一纸总统行政命令，其效力完全系于总统个人权威之上，很容易被国会或下届政府取消。对于寻求绿卡、进行人生重大规划的申请人而言，没有谁愿意把未来寄托于一项可能因政治风向变动而瞬间消失的政策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年中国科研实力进步迅速，但科研工作者的幸福感却没有同步提升，反而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卷。中国的科研制度很大程度上学习自美国，而且“青出于蓝”（更卷），相比之下，欧洲科研圈则保持了一定的慢节奏和纯粹性。可现实情况是欧洲近些年科研水平提升并不明显，这说明科研效率、科研质量与科研人员幸福感并不是同一个指标，三者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国内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每年庞大的博士毕业生群体，他们不愿意投身企业界，一门心思留在高校。这跟当下国内企业的用工环境、技能需求密切相关，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也应当成为下阶段社会思考的重点之一。
